1911年10月底，毛泽东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参加新军，时年18岁．1912年春，他退出军队．1912年秋至l913年春．他寄居在长沙新安巷湘乡试馆，开始了他的自学生活．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1914年2月，第四师范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毛泽东编入第八班学习．1918年夏天，他于第一师范毕业，时年27岁．毛泽东把辛亥革命后到一师毕业直至l 920年这个阶段，称之为修学储能和继续研究的阶段，这是他一生中奠定政治思想文化基础的读书生活时期和政治生涯的开始时期．他通过大量的读书活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形成了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哲学伦理思想和文化观。

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的形成，有两点必须考虑到：第一，他的文化观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中形成的；第二，他在形成自己的文化观时，受到了在他之前和在他之时的启蒙学者经过中西文化比较而形成的各种观点的影响。因此，他的早期文化观，本质上是一种中西文化的比较观。
他的早期文化观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他的文化心理素质的最早积淀，是中国传统。大约在1909年以前，毛泽东几乎没有接触过什么西方文化。他只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信神信佛，“很相信孔夫子”。对于凝结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一侧面的“英雄时期”的一些章回小说，如《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西游记》等，他都爱不释手。他后来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以致于从青少年时代起，在他的头脑中就潜伏着一种意识，“学梁山泊好汉”。
1909年春夏，毛泽东谈到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做的《盛世危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间接接触西方文化，这在他固有的传统文化心理中，添进了一些微弱的新因素。他说：“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毛泽东读了这本书激起了他复学的愿望．但是，这时他的传统文化的建构不但没有得到削弱，反而有所加强，他读了更多的经书，对传统文化更为熟悉了解．不过，这时接连发生的几件穷人造反事件，激发了他从英雄主义小说中得来的反抗意识，使他对以“服从”为最高价值观念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朴素的敌视感情。
1910年春夏，毛泽东读了《列强瓜分之危险》一书后，对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民的天职”。救国的目标成为他探索西方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
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直接接触的起点，是在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这里虽然他继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也读了一些介绍西方的书籍，他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对于拿破仑、喀德林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物发生了强烈兴趣，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同时，他以很大的热情阅读《新民丛报》，从而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了解。这表明影响他的文化观形成的客观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文化的因素，正顽强地向他的文化心理渗透进来。去东山小学堂读书，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生活中的一个大转折，他从此突破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而落后的农村，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文化背景转换的可能性，以及心理素质得到重新建构的可能性，这影响到了他一生的发展。
1912年秋至1913年春，毛泽东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这是他对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了解的时期。严译八种他都认真读过，此外，还读了一些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和世界地理、历史书籍。戊戌启蒙思潮的发生，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戊戌维新前后所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文化，并不因变法维新失败而销声匿迹。相反，西方文化适应中国先进人们寻找社会出路和走向世界的需要，以更加强大的力量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时，毛泽东不仅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使他的传统文化观念受到了猛烈冲击，而且受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的中西文化比较观的深刻影响。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维新派领袖们对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一些基本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甚至在他后来的言论中还清晰地看出来。
康有为在中西文化比较中，第一次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提出反省，他突出地引进了西方文化的进化观念。他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和《孔子改制考》(1897年)，把救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儒家文化的经典，斥之为“伪经”。认为它湮没了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而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就是“改制”，孔子的本来面目是改革家。康有为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学实行了大胆怀疑，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西方的进化论取代儒家文化的不变论。毛泽东的文化观受到这种观点的深刻影响，进化、革新、革命，被他看做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价值观念而加以推崇和宣传。
严复第一个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法学世界观引入中国，并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全面比较。他突出地引进了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观念和竞争观念。他指出，中西价值观念有根本的不同：近代西方以自由为最高价值，人的自由发展是天赋的本性，凡能自由伸张人的本性的行为则有价值，反之则无价值。自由不仅对于个人具有最高价值，对社会也具有最高价值。与西方的价值观念相反，严复指出，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是服从，为君为父为夫者，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为臣为子为妻者，只有义务而无权利。人们只有在忘我的服从中取得人生价值。正是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观，造成了中西方根本不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摸式、致思途径和治学态度。因此，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首先必须改造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他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主张摈弃中学的体和用，兼采西学的体和用。他企图以西方的价值观念，重建中国的文化传统。毛泽东是受到严复深刻影响的青年之一，他所宣传的自由民主思想和天演思想成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主干内容。
梁启超突出地引进了西方文化中重视主体改造的内容。严复把“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指导思想落实到国家的改造上，主张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必须以发展民力、民智、民德为目标：“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日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他认为，西方各国“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持振者也。”梁启超对严复的这种主张深为赞成。戊戌变法失败，他立即把对国家的改造转换为对国民的改造；把对制度文化的改造，转换为对精神文化的改造。虽然他回避了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的政治制度这个要害，但这种视角的转换，却不自觉地把历史主体的地位突现出来。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改造的重视，使戊戌变法政治上失败之后，能够继之以思想上的开拓，由对历史客体的改造，转向历史主体的改造，这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从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做了大量引进西方学说的工作，他所著的洋洋十万言的《新民说》，不论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论他的思想还牢牢地控制在唯心史观的藩篱之中，他的主张对于社会改造还如何地脱离实际，但他力图唤起主体的觉醒所做的文化启蒙，其作用是不可抹煞的。他明确主张打破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观念，树立国家主义观念，如实地把中国只看做世界各国中之一国；他从国家主义观念引导出自强，自立的竞争观念，又由竞争观念引导出国民观念，这无疑是对“华夏中心论”的大一统的文化观的猛烈冲击。他要求国人从世界主义的幻思中警醒过来，如实地把自己只当做一个国民来认识，并意识到作为国民的责任。以国家之资格和国民之资格和世界各国及各国民竞争。
毛泽东强烈地受到严复、梁启超的文化观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早期中西文化观，是按照严复和梁启超的文化观的模式，作初步建构的。虽然这是戊戌变法十多年后的事情。他重复了严复和梁启超的许多观点，他的早期文化观的初步建构的起点并不是很高的。但是，可以看出，他的文化观始终是朝着突破传统文化的框架，向着走向世界文化的方向发展的；在机制上是自古代向现代转换的。这是贯穿在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中的主线。
从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学习，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发生了第二次重构。如果说戊戌时期的文化比较还是以“言教”而服务于“言政”的话，新文化运动则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言教”上，即放在对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改造上。这一时期，对毛泽东的文化观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杨昌济等人。
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引入中国社会。他把新文化、新思想、新信仰看做新社会的基础。他主张用西方文化冲决中国封建文化的网罗，利刃断铁，快刀理麻，使中国文化传统来一个脱胎换骨，使社会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人人脱离奴隶的羁绊，完成自由自主的人格。陈独秀也主张用西方价值观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不过，他所指的西方文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体现最高价值观念的自由，同样也具有了一些不同的新内容。《新青年》一创刊他就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他认为，法兰西人近世所创造的社会主义，从进化的角度讲，更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的要求。因此，他在大量输入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同时，在他的意识中已经潜伏着输入社会主义文化的暗流，寓寄着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希望。这种暗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很快表面化，造成了他对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热情。毛泽东循着自己已经踏上的走向世界的道路，热情地欢迎陈独秀、崇拜陈独秀。他高度评价陈独秀传播西方文化的功绩，“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的活动，“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毛泽东按照陈独秀“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的号召，在他的文化心理中，引进了更多的西方文化因素。他力图要在中西文化思潮的比较中，找到一种有效地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武器。
国外一些研究毛泽东的专家认为，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并不突出，至少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是如此。例如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不如胡适，而在全国范围内活动的改革先驱中，毛泽东也没有提到李大钊。他只提到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人物。（但本书作者认为，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不仅很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但作者主要是从毛泽东的观点与李大钊的观点的相近之处立论的。这些观点其他人也有，因此作者并未从李大钊独有的观点对毛泽东的影响立论，而在我看来这更加重要）
胡适在文化观上对毛泽东的影响，着重表现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胡适宣传的杜威、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在毛泽东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以前，在他的文化心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能够几乎控制所有先进人们的思想，并非偶然。首先，实用主义主张怀疑的精神，提倡遇事问一个“为什么?”这迎合了先进人们对传统文化反思的要求，以及对西学东来的历史事实进行检讨反思的要求。其次，实用主义强调主体在认识和处理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地位。离开了人的经验，自然和社会就微不足道。这种观点也为先进人们主张个性解放、尊重个性的伦理变革要求提供了哲学论证。最后，实用主义对行动的重视，它提出实验的探索是认识论的核心，一切探索都是为了寻求行动的出路。这种主张迎合了先进人们在各种思潮、各种道路的探索比较中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要求。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实用主义受到毛泽东和当时先进人们的普遍欢迎。胡适还提倡易卜生主义，以反对封建的纲常伦理。他主张“父子无恩”之说。这种主张也必然受到要求从传统道德中解放出来的青年人的欢迎。因此，无论是实用主义还是易卜生主义，都受到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批判精神的毛泽东的欢迎，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实用主义和易卜生主义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定的民主启蒙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毛泽东最尊敬的先生杨昌济对待中西文化的严肃态度，也给了毛泽东极深刻的影响。杨昌济对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文化传统有深刻的理解，从1903年起，他在日本、英国、德国留学考察十年，对于西方的学术和文化的认识，达到了深湛的程度。他主张把握中西文化的特点，吸取西方文化有益的东西，来发展中国传统的文明；他反对那种否定中国文化传统而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交流的结果，不是一种文化压倒或同化另一种文化，而是文化间的互相吸收和交融，由此而“融铸”出新的民族文化。杨昌济在中西文化上的这些观点。对毛泽东的早期中西文化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可以看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逐步突破传统文化束缚的过程。最初的文化建构，形成了传统文化在头脑中的基础框架。辛亥革命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以及接受维新派文化观的影响，造成了他的文化架构的第一次重构。中西文化兼收并蓄，使他的文化架构上的诸要素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文化在头脑中的地位被大大削弱。新文化运动是他的文化观再次重构的时期，明显的事实是西方文化成为整个文化构架的主干，传统文化处于受排挤和批判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他对传统文化仍很重视，认为不学中国文史将导致“学绝道丧”。所以传统文化仍被融入新吸收的西方文化中，成为服务于他所主张的、改造过了酌西方文化观念的东西。这和有的西方研究者把事情倒过来看，是有本质区别的。
国外一些学者把毛泽东说成始终是传统文化的体现者，他没有走出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他也没有走向现代。他们指出，毛泽东“很早就接触西方思想，但却深深受中国素有的那种人道主义的古典传统的影响”；“由于他个人的经历和生活方式——特别是那种执着而强烈的乡土观念——使得他和那些高度西化的同胞产生了隔阂”。西方学者的这种分拆，客观上把毛译东说成一个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主义音。这种脱离当时时代历史背景，脱离毛泽东个人的发展方向，来评价作为走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代表人物的方法，必然不能从宏观和本质上把握象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妨看看毛泽东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体育之研究》的论文所代表的方向，这是他一生中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也可以说是他的早期文化观的代表作，它显示的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鲜明倾向，是对传统文化的尖锐批判。这一点正如施拉姆所指出的：“中心问题——人们几乎可说是纠缠全文的东西——乃是对于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灾难，即丧失他们的国家成为‘亡国奴’之忧虑”。毛泽东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许多源出于西方的异端思想。他虽然在二十多处引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其中包括十二处引用孔子的经典，但他却把这些思想西方化和现代化了。（什么叫“现代化”，作者根本就不懂，所以只好根本表面作出判断）这种基本倾向是不容忽视的，而没有这种基本倾向，毛泽东不可能实现他的早期文化观的再一次转换，即向社会主义文化观的转换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