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有许多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是毛泽东l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

  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毛泽东的讲话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讨论议定。根据这一精神，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知识分子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特别强调，在自然科学方面，“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在文学艺术方面“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

    陆定一的讲话对“双百”方针做了深入和全面的阐述，锋芒直指学术、文艺、科学问题上的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对过去工作中所犯“左”的错误的一种纠正，因而受到了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虽然“双百”方针受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普遍赞同，并且以八大决议的形式加以确认，但是种种疑虑、顾虑，甚至批评、反对的意见也是大量存在的。l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之后，反驳文章接踵而来。最有代表性的是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公然否定“双百”方针。还有人责难“双百”方针是为修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在一些人的顾虑和反对声中，毛泽东还是主张坚持“双百”方针。l957年1月18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10] 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1]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双百”方针对于促进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双百”方针的提出顺应民心民意，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和真诚拥护，但也不是没有担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学家费孝通1957年3月2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文章论及的“早春”，即乍暖还寒，一阵热，一阵冷，以此暗示担心党的政策多变。随后，历史学家翦伯赞于l957年4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对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做了更形象的解释。他说：…早春’就意味着一直到现在还看不到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美景，能够看到的只是花的蓓蕾，能够听到的只是鸣的前奏。……知识分子还在摸底阶段。例如，他们还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真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艺术，还是为了挖思想，整人。”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不幸而言中。“早春”来了倒春寒，强寒流使脱去冬装的人猝不及防，毫无准备，许多响应号召而鸣放的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抛人灾难的深渊。不仅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美景没有出现，花的蓓蕾也遭摧残而凋谢和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