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化观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及走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文化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现代新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冯友兰，学贯中西，著述丰厚，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他既不是主张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是本位文化论者，既非文化激进主义，也非文化保守主义。在现代新儒家的学者当中，冯友兰的文化观具有拥护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在新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问题上，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有相通或相近之处。

一、毛泽东冯友兰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之阐析

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毛泽东所讲的文化即“小文化”，他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很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因此，“我们要革除那种中华民族的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三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很显然，毛泽东论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决定一定社会的文化，一定社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在文化观上的具体运用。

冯友兰的文化观是具有拥护历史唯物主义倾向的文化观。冯友兰的文化观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冯友兰用地理区域来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别，即文化差别是东方和西方的差别。第二阶段，冯友兰主张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第三个阶段，冯友兰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也就是说文化差别是文化类
型的差别。

冯友兰主张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即“时代差异论”的文化观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在冯友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产生的。1933年至1934年，冯兰去欧洲讲学考察，使他有机会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作实际的考察和比较，使他确切地认识到：“现代的欧洲是封建欧洲的转化和发展，美国是欧洲的延长和发展。欧洲的封建时代， 跟过去的中国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或者大同小异。”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冯友兰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理解，“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因为欧洲是从古代发展到近代，所以其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实际上是指近代化。这样，文化观上的“时代差异论”的提出，反映了冯友兰对“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超越，反映了冯友兰文化观所涵有的深沉的历史感，同时也是他对文化问题所作出的清晰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和结论，明显地超出了他同时代人的水平。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贞元六书”之二——〈新事论〉发表，冯友兰提出了文化观上的“社会差异论”或“社会类型”说。冯友兰指出：“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在现代新儒家的学者当中，冯友兰具有拥护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表达了经济决定沦的观点与毛泽东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现在基本点上是相通和相近的。毛泽东是从观念形态的角度论述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在文化观上的具体运用。而冯友兰的文化观则经历了三今阶段，经历了一个由历史唯心主义文化观向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转变过程。他的文化观上的“时代差异论”和“社会差异论”，在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已经具有拥护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

二、毛泽东冯友兰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之评述

毛泽东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什么是我们主张建设的新文化?毛泽东认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种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还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命题进行了具体阐述。首先，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其次，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封建迷信，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再次，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思路中，中国新文化的建构过程，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则是这种新文化的一种目标或指标，是理想和方向，是新文化建设的特点，
也是新文化建设的内容。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去欧洲讲学考察。他既考察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考察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井逐渐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认识到英国这个老牌的现代化国家却“善于保护传统，而加以之新内容”，这使冯友兰想起“旧瓶装新酒”，并且感到：“只要有新酒，用个旧瓶装着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新瓶装旧酒’是‘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是‘换药不换汤’。只要药换了那就可能解决问题。”这便成为冯友兰新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思路。

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我们可以从特殊的观点，以说文化，亦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如我们说，西洋文化，中国文化等，此是从个体的观点，以说文化。此所说是特殊底文化。我们说资本主义底文化，社会主义底文化，此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此所说是文化之类。”若从类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我们可知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在其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我们可以说，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必不取者。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即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就此一类说，此改变是完全底、彻底底，所以亦是全盘底。此改变亦是部分底。因为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并不是将我们的一个特殊底文化改变为另一种特殊底文化”。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不完全是“古今之异”，而是还有不同民族文化之别。将中国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即是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之学习西方文化，并不是要“全盘西化”，而是要“全盘”现代化，同时也要保持我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冯友兰明确指出：

“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

现代化即是中国这个“旧邦”的“新命”，保持我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即是在促进其现实“新命”的同时又“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这便是冯友兰所要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化的目标和内容。

毛泽东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冯友兰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则是“旧邦新命”，既保持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在促进其实现“新命”的同时，又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这便是冯友兰所要建设的中国新文化的最终目标。

三、毛泽东冯友兰在新文化建设中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之比较

毛泽东认为，对中外文化中的精华加以借鉴和学习，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条件。首先，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晶。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认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继承传统文化是必要的，那么应持一种什么态度怎样去继承呢?毛泽东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既反对一概排斥的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盲目搬用的文化复古主义，而是批判地接受。其次，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建设中国新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如何大量吸收外国的文化，“如同我们对食物 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盲目 排外，而是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或方法被人们称作“古今中外法”。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对此有过通俗和形象地解释。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代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来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他又说：“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就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把它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概括起来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它无疑是一种到目前为止最全面的文化主张、文化态度、文化方法。这种文化观主张我们学习借鉴、继承吸收古今中外文化成果，在时间上和空 间上都是全方位开放的，是全面的历史主义态度。这种文化观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都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都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继承选择的目标和标准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这种文化在学习借鉴．继承选择中国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批判继承法，是“扬弃”的方法。这种文化运 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综合与创新相结合。文化系统的结构和重构是一个既有分析又有综合的辩证过程。综合本身就是创新，就是发展。

建设中国新文化，必须解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中西文化观上，冯友兰对“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均持不同观点。他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共同的错误，就在于只注意了文化的个别，而忽视了文化的类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属于文化的个别，主张“全盘西化”，实质上就是要把中国文化由一种特殊文化变成另一种 特殊文化。而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并不在于转向另一种文化个别，而是由一种文化类型转入另一种文化类型。因此，“全盘西化”是不可取的。“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冯友兰认为，主张“中国本位”的观点，虽然提出了“吸取其所当吸取”，“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但却没有解决存谁去谁的问题。而冯友兰则表明，学习西方文化，就是学习其工业化，即吸收与工业化一致的西方文化，保留与工业化不相冲突的传统文化， 舍去与工业化相冲突的传统文化。凡是西方与工业化相关的和一致的都要学，凡是与工业化无关的，就不一定要学；凡是与工业化不相冲突的传统文化都要继承，凡是与工业化相冲突的传统文化就不一定继承。

冯友兰的这种中西文化观是建立在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冯友兰用“共相”与“殊相”来表示)这一哲学墓础之上。冯友兰认为：“一件一件的事物，我们称之为个体。一个个体，可属于许多类，有许多性……所以个体是特殊的，亦称殊相。而每一类之理，则是这一类事物共同依照的，所以理是公共的，亦称共相。”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不是由一种特殊的文化转入另一种特殊的文化，即由中国文化转入西方化，而是要将我们的文化由一种类型转入另一种类型，即由农业化转入工业化。到底学习西方的哪些内容呢?冯友兰认为需要研究世界中强盛的国家，看看他们是怎样强大起来的，掌握他们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他们的殊相之中所寓于的共相的内容及其表现。这些国家是殊相．他们的社会性质则是共相，共相是必须学习的，也是可以学习的，殊相是不可能学习的，也是不必要学的。总之，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冯友兰强调事物的共相，侧重于对共相的思考与探讨。这对于中国社会摆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对于拄设中国现代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上，冯友兰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在工业化方面要开新，在道德方面要继承。前者是讲转变文化类型，后者是讲道德继承。他认为，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现代化只是知识，技术方面的事情，基本道德是不可变的，是无所谓现代化的。惜说：“我们是提倡所谓现代化的，但是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或不现代化的。有些人常把某种社会制度与基本道德混为一谈，这是很不对的。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是不可变的。可变者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不可变则无此问题。”冯友兰强调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着重文化类型，在古今文化问题上着重抽象继承，冯友兰的这一文化观，在当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待外来文化既不全盘西化，也不盲目排斥，而应批判地接受；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搞文化复古主义，也不搞民族虚无主义，而应批判地继承。冯友兰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对待外来文化主张“现代化可，欧化不可”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旧瓶装新酒”，抽象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