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 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 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 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 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 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 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 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 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 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 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 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 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 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 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 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 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 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 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 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 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 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 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 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 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①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 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 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 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 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 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 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 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 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 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 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 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 东）。”①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 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 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 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 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 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 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 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①。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 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 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 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②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 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③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 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④毛泽东所以能在八 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 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 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